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有5种模式：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模式，政府主导的援外培训模式，院校主导的留学教育模式，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模式和跨境合作办学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需求和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带一路”建设和讨论的热潮。在教育领域，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外〔2016〕46号)提出了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致力于推进民心相通、提供人才支撑、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与产业发展联系紧密的职业教育，具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天优势，在若干年的实践探索中，形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同模式。对这些模式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利于总结和推广经验，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在WTO框架下，教育被纳入国际服务贸易的范畴，包括初等教育服务、中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成人教育服务以及其他教育服务等5类。根据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目录》(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中学后技术职业教育服务、中学后副学位技术职业教育服务属于高等教育服务范畴，大致与我国的职业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服务相当。十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化水平的实践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活动，形成了以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和政府主导的援外培训为基础，以院校主导的留学教育和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为重点，以跨境合作办学为发展方向的多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模式，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但也面临着若干的问题。
一、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模式
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即在“一带一路”沿线布点的我国企业对自己的员工进行职业培训，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才知识和技能提升的需要，它也是构成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职业院校“走出去”之前，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模式。
毋庸置疑，在我国职业院校国际化提上日程之前，就有大量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进行投资，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活动。这些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离不开大量的人才支持，故不得不自己承担所需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任务，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企业派出的中方人才大多不熟悉当地的政治经济制度、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这就必须结合当地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培训。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技术技能型人才缺乏，企业使用当地员工也不得不进行职业培训，使之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企业拓荒期，企业举办的员工培训是早期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途径和形式。例如，陕西运维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自2008年开始“走出去”发展，在海外参与建设大小电站项目20余个，这些项目多数分布在亚洲和非洲“一带一路”沿线。为巩固和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该企业重视员工培训，培训合格的人员可以获得在非洲、中东等地区具有相当权威的电力岗位培训毕业证书。[1]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在肯尼亚拓展业务的过程中，由于在当地很难找到企业所需的操作工人，不得不组织开展职业培训并策划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Africa Tech Challenge)，以此来培养和选拔技术工人。从2014年至2017年，该公司已连续策划了四届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培养了数百名具有良好机床加工技能的人才，在满足企业自身发展所需技能人才的同时，也为当地工业化发展储备了人才。
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模式具有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产教深度融合等优点，这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实践动手能力强，也熟悉企业的工作岗位、标准和文化，从而能够迅速适应岗位需求。但是，企业作为生产建设者，遵循的是“效益”原则，在人员培训中一般是用最短的时间进行具体技能的实操训练，这也是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长处，即能在较短时间里使员工达到“训练有素”，但一般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员工长远的职业发展需求。作为非教育机构，企业并不熟悉教育的规律，故难以培养出完整的、具有长足发展能力的职业人才。与此同时，以生产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企业，其开展的教育培训一般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大量的社会需求。
二、政府主导的援外培训模式
政府主导的援外培训，即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相关政府部门配合对外援助政策而组织实施的人力资源开发项目和措施。由于援外培训的大多数对象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而我国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也加入援外培训的承办单位中来，因此这种培训也就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模式。
新中国的援外培训始于1953年，开始主要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埃及等国家的实习生进行培训，内容涉及农林、水利、轻工、纺织、交通、卫生等20多个行业。目前，在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的主导下，我国许多高等学校承担了援外培训任务，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培训任务，包括各种技术技能培训、教师培训、官员研修等。其中，不仅有普通大学面向“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由职业院校承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教育培训也随之产生并逐渐增多。例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首家“教育援外基地”(2003年)和外交部“东盟教育培训中心”(2014年)，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指导巴基斯坦建设“旁遮普天津技术大学”，援建“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截至2018年4月，学校派遣援外教师200余人次，培养、培训当地师生2万余人；为60多个国家开展各类职业教育培训，培训学员1100余人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自2007年起就承办商务部的人力资源援外培训项目，2012年设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已为印尼、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埃及等111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培训了近1700名产业界、教育界官员和院校教师。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则通过与中国铁建、西南交通大学和肯尼亚铁路学校合作建设肯尼亚铁道学院，对大量肯尼亚本地学员开展铁路技术方面的援外培训。此外，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福建新华技术学校……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承办了政府部门的援外培训项目，而这些项目大多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援外培训作为一种“授人以渔”的援助方式，是彰显大国责任担当的一种重要途径和形式，在我国援外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援外培训无论是派出教师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培训还是接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员来校参加培训，由于培训的周期一般较短，受双方语言交流障碍的影响，培训项目的设计可能不尽合理，培训的效果也可能会受到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援外培训从培训的对象范围、培训规模、培训内容和形式上都将得到拓展，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应该积极贯彻相关政策，敢于承办援外培训项目，并通过组织实施培训工作找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
三、院校主导的留学教育模式
院校主导的留学教育模式，即我国职业院校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通过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留学生，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一种服务模式。不论是接受学历教育，还是来华短期留学、访学或研习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后大多回国工作，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建设。因此，随着我国职业教育向国际化发展，职业院校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也逐渐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模式之一。
为从更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支持“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3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提出了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的目标。在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又明确了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根据教育部网站信息，2017年全国共有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外国留学生48.92万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31.72万人，占总人数的64.85％；前10位生源国依次为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和老挝。[7]可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占多数。这当中，职业院校招收留学生尽管是近年来的事情，但已快速起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7)》显示，我国高职院校接受国(境)外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的数量从2014年的2799名增加到2015年的3847名，再增加到2016年的7000名。这一规模增长说明，高职院校逐渐成为来华留学的新发力点。从区域来看，江苏省高职教育在招收留学生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7)》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江苏省共有29所高职院校招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的留学生2669人。例如，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为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招收来自印尼、老挝、尼泊尔、泰国、土耳其、伊朗、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学校已有12个专业共招收了30余个国家的700多名留学生来校学习。在我国沿边省份，一些高职院校如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也积极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云南民族大学已与瑞丽市政府签约，要在畹町口岸共建云南民族大学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职业学院，对外主要招收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留学生，培养该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所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多，相应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加，民心逐渐相通，加上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接受高职教育。但是，在我国与各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标准互通和学历互认之前，来华留学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会受到限制。与此同时，留学成本较高，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学生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也很难调动他们留学中国的积极性。而现有的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惠及高职教育的却很少。此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被国际证明是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本模式和共同经验，技术技能型留学生培养远离其就业地区办学，难以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四、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模式
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模式，是我国职业院校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我国企业合作，针对企业发展对人才、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与企业合作开展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活动，从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一种模式，也是当前我国政策积极倡导、比较容易推进且能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一种国际化模式。
大量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企业有1万多家，但与高校合作的并不多，以致非常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一是既掌握相关国家语言又熟悉当地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了解当地宗教文化和生活习惯的项目管理人才；二是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企业所在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就业，一般会限制从中国选派工人的比例；企业在发展和升级过程中，其自身组织的员工职业培训又无法满足这样的人才需求。例如，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的业务分布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集团推行劳务作业层和项目管理团队的本土化，但在境外的本土化招聘中很难招到合适人才，想自办学校培养又存在师资和设备上的困难。[11]为配合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了“推动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注重培养符合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的要求；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进一步明确：“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高铁、电信运营等行业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合作设立职业院校、培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职业院校开始配合企业“走出去”发展的需求，赴“一带一路”沿线与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培养企业在当地生产经营所需的人才。例如，我国有色金属企业在“走出去”发展的过程中，就对高水平职业教育和员工培训有较大需求，于是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牵头，在有色金属行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并于2016年确定了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职业学校作为首批试点项目学校。同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内18所高职院校校长与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和行业协会负责人，在北京发起倡议成立“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
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本土化人才，不仅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必然要求，也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具有自身的先天优势，其本身也符合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规律和培养的基本要求。与普通教育输出相比，职业教育配合企业“走出去”，强调实用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这些内容与意识形态无关，更容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接受，从而不会被视为一种“文化侵略”而遭到排斥和抵制。因此，职业院校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与“一带一路”沿线比较成功的中资企业深入合作，既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本土化人才，又通过境外办学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从而实现校企“双赢”的结果。
五、跨境合作办学模式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合作办学模式指中国学校、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校、企业、政府或其他机构合作，通过在中国境内或“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设立各种形式的办学机构和项目，共同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技术技能型人才，从事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的一种办学模式。可见，与在中国境内举办且主要招收中国学生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相比，这种办学模式具有更宽广的外延，有利于职业教育灵活地应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诉求。
中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已经证明，作为与地方经济社会密切联系的一种专业教育类型，在积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实际探索出一条本土化的发展道路。因此，我国职业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探索中，也必须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产业结构、人口、教育基础、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因素，实现职业教育在当地的本土化。上述的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模式虽然已经结合了当地实际情况，但办学目的更多考虑的是中方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深层次的跨文化交流并不多。由于民族的复杂性、宗教的多样性以及相应的文化差异性等都会给中国职业教育的本土化融合带来巨大挑战。[13]因此，要使我国职业教育真正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体系并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就必须突破与当地中国企业、学校合作的限制，与所在地的学校、企业、政府或其他机构合作，设立跨境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从政策支持来看，《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探索和规范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的要求，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了积极推进与沿线各国在青年就业培训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在沿线国家之间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的倡议。从实践来看，我国职业院校在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水平的探索中，建立了多个跨境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跨境合作办学是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办学形式，它超越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范畴，能够以灵活多样的形式适应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因此成为当前我国一些职业院校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的一个发展方向。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跟着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这些职业院校在当地办学活动的拓展和深化，将有越来越多的跨境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出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在当地的本土化进程，从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也会因此不断提升。当然，这个过程也充满着许多困难，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教育体制和文化习俗的不同、学历和技术标准的不相通、非通用语言的障碍、国际化师资的欠缺等，都可能制约跨境合作办学的实施，这需要职业院校做好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准备。
